当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把病人当成自己的家人
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合格手术”，而是“良心手术”。
鲍遇海主任是凌锋教授从新疆“挖”来的。
凌锋教授阅人无数，选人挑剔，用人苛刻，鲍遇海主任何以能进入凌教授的“法眼”？
1993年，鲍遇海专门从新疆来北京跟凌锋教授学习神经介入，成为凌锋教授的学生，同时也是当年进修生的组长。他求知欲高，学习能力强，悟性也好，善于独立思考，凡事喜欢追本溯源，从不人云亦云，在凌教授所有的学生中是最特别的。
他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中独立看书而不受任何干扰；他可以用整晚的时间把凌教授的3000多份血管造影片全部阅完；他可以带领全体进修医生一年读完三大本英文的神经介入专业书；他可以短时间内把凌教授多年的脊髓血管畸形治疗经验写成两篇英文文章直接发表在国际神经外科的权威杂志上；他也会率领所有进修生“闹事”，要求凌教授增加教学阅片时间……他桀骜不驯，敢向任何权威挑战；他放荡不羁，从不拘于任何既定之规。
就是这样一个人，凌教授却看中了，要把鲍遇海调到身边。
都说“孔雀东南飞”，大西北向来人才奇缺，新疆自然不愿放人。历时十余年，凌教授通过各种途径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和新疆医科大学商量，终于在2006年把鲍遇海这尊“大神”从新疆请到了北京。凌教授说：他是自己“三顾茅庐”请来的。鲍遇海则说：他是凌教授“七擒孟获” 擒来的！不管怎样，这一番波折也确实说明：鲍遇海，人才难得！
鲍遇海
作为学者，他多学而坦诚。他的知识面非常广，天体物理、人文地理、 科学史、宗教史等，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领域。不知道的事他也从来不装，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跟他切磋。
作为医者，他能想病人之所想，对病人高度负责。他是国内顶尖的神经外科医生，对技术精益求精，他的手术精致、漂亮，非常具有观赏性。曾有几位朝鲜的神经外科医生来宣武医院学习，到手术室里观摩手术时， 从显微镜的监视器上居然一眼认出鲍遇海就是他们在本国反复看了五年的手术录像的术者！
“做人有良心，做事很用心”，这大概是凌锋教授爱才、惜才的根本原因。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仁心也。”良心活，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选择。
一、刀尖上的舞蹈
“鲍主任，肿瘤切得差不多了，要不就这样吧？”稍显疲惫和略有担心的助手梁建涛挪动了一下久坐不适的身躯，快速瞟了一眼手术室墙上的钟表，向主刀医生鲍遇海主任轻声提醒道。钟表的指针指向下午2 : 30， 这台手术已经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嗯，再坚持一会儿，患者还年轻，要尽可能彻底切除肿瘤。”鲍主任表情凝重，全神贯注。他头也没抬，双眼盯着显微镜，一边手术一边应答，声音不大却不容置疑。
这台手术的名称是“岩斜区脑膜瘤切除术”。
岩斜区属于颅骨底部的中心区域，靠近脑干、小脑，方寸之间神经血管密布。如果把人的大脑看作一个苹果，岩斜区就相当于苹果核，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它都位于苹果的中心。岩斜区肿瘤，相当于在苹果核的位置长了一个肿瘤。
患者肿瘤形状不规则，血液供应丰富，一碰就会出很多血，而且肿瘤挤压脑干、小脑，推移或包裹着很多血管神经。岩斜区脑膜瘤切除术就是要把位于苹果核的病灶切除，同时还不能破坏苹果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这种手术部位深，难度大，风险高。术后患者轻则面部麻木，咀嚼无力；中则口眼歪斜，视物重影；重则偏瘫昏迷，甚至死亡。这种手术好比在雪域高原的悬崖峭壁采撷雪莲，困难重重，稍有不慎就会让患者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对该区域的手术敬而远之， 只有神经外科界的“黑段高手”才敢问津这种手术。放眼全世界，能把这种手术做得尽善尽美、出神入化者凤毛麟角。
手术台上正在接受手术的大刘是一位来自河北的普通农民。他42岁， 高大魁梧，憨厚朴实，对所患疾病并无多少了解。他是一位大货车司机，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三代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靠他风里来雨里去、日夜兼程地奔波操劳。他因“左侧面部疼痛8个月，加重1个月”住院。头部磁共振检查显示，他所患的疾病是颅内肿瘤，准确地说，是岩斜区脑膜瘤。
“你的症状属于三叉神经痛，由肿瘤压迫三叉神经所致，需要开颅手术。”门诊室里，鲍主任向前来就诊的大刘两口子建议。
“啊？开颅手术？风险大吗？”大刘的爱人一听开颅手术，满脸惊愕，慌了手脚。两口子本来到疼痛科就诊，打算开点药就回家的，结果磁共振检查发现了颅内肿瘤。
“手术风险会有，不过概率不大，大概5%吧。”鲍主任盯着大刘的眼睛认真地说。
“那手术啥时候做呢？必须现在做吗？”大刘的爱人不放心地问道。
“他还年轻，肿瘤肯定会长的，以后手术比现在手术风险更大，建议尽快手术。”鲍主任很干脆地回答。
对于颅内肿瘤而言，手术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有点模棱两可的几个字：“在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彻底切除肿瘤”。
可在外科手术中，“安全”和“全切肿瘤”有时就是一对矛盾：要确保安全，不冒任何风险，就不可能彻底切除肿瘤，尤其是和神经血管粘连以及藏匿于颅底隐蔽角落的肿瘤。
如果放弃切除这一小部分肿瘤，手术时间会大大缩短，安全系数会大大增加，医患关系会更加“和谐”，但肿瘤复发这种短期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却只能由患者默默承担。而要全切肿瘤，就需要医生极其细致地将肿瘤一点点地从粘连的血管神经、脑组织上剥离，把藏匿于隐蔽角落的少许肿瘤暴露出来切除干净。
也许从肿瘤体量上讲，这部分难啃的骨头不足肿瘤总体的5%，却需要具备比另外95%更为高超的技术、胆略和担当，把这个过程比作刀尖上的舞蹈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阶段，既考验医生的技术、耐心、体力，也考验医生的良心。
此时鲍主任已将肿瘤主体绝大部分切除，但仍有少量肿瘤藏匿于专业术语称作“麦克氏腔”的隐窝内，显微镜下根本无法直视，必须用微型磨钻磨除周围的骨质，才能暴露出这部分肿瘤。
这好比一个房间，肿瘤主体位于客厅，但有少部分肿瘤通过幽长狭窄的通道钻入其他房间，而要暴露、切除这部分肿瘤，必须拆除通道周围的墙体。但在距离小脑表面深达10厘米、宽仅1厘米的血管神经密布的狭小区域，要安全地“舞刀弄钻”，谈何容易？
现在手术接近尾声，同时也是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鲍遇海主任手持长约10 厘米的微型磨钻，避开横在手术野内的一条大静脉（岩静脉）， 打算磨除遮挡残留肿瘤的骨头，而旁边就是支配眼球活动的外展神经、动眼神经以及管理面部表情和听力的面、听神经，骨头的深处就是颈内动脉和颅内大血库——海绵窦，真是步步有风险，每一个操作都极其关键。
此时的手术室，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静穆，主刀和助手之间、医生和护士之间不再有语言交流，有的只是默契，各种仪器的“嘟嘟”声、“吱吱”声和“沙沙”声此起彼伏。
在现场观摩的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护士都屏气敛声地盯着手术显示屏，生怕发出一点声响都会影响鲍主任操作的稳定性，损伤神经血管而酿成大祸。
鲍主任表情专注，像一位镇定自若的将军，时而微型磨钻，时而双极电凝，时而显微剪刀，一板一眼， 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剥茧抽丝，直到磨除最后一块骨头，切除最后一块肿瘤，烧灼最后一块硬膜。
“OK！肿瘤全切！病人预后应该不错，手术结束！”鲍主任双眼离开显微镜，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兴奋地对大家说。
他的表情由凝重恢复了轻松，口罩上方的眼睛闪烁着熠熠的光辉，就好像刚刚打完一场胜仗。此时的钟表，已经指向了下午3 : 40，距离助手梁建涛提醒鲍主任的时间又过了70分钟。
这是与患者预后休戚相关的70分钟，如果没有这70分钟，虽然患者的肿瘤切得也比较干净，甚至磁共振复查都不会发现这一小块隐蔽的肿瘤，但有这块肿瘤，复发就是迟早的事。
在医患关系不甚和谐的今天，鲍主任仍然做得这么义无反顾，无疑是对医者仁心、 爱心和良心的一种诠释、一种坚守。
术后两个月，大刘术前的面部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他又重返岗位，乐呵呵地继续他的司机工作了。
如今大刘术后已经六年了，他每年都会来复查，肿瘤迄今为止没有复发的迹象。鲍主任从没对患者讲过术中那70分钟的惊心动魄。这个手术策略的选择，对于鲍遇海主任而言，就和吃饭、呼吸一样自然而然—— 可能他也不大记得了。
二、手术时，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儿子
一天上午11点，鲍遇海主任没等梁建涛医生邀请，就早早来到手术室。鲍主任和梁建涛在一起工作已有十余年，他非常了解自己弟子的成长历程，对弟子能独立做哪些手术、复杂手术能安全做到哪一步了如指掌。
今天，鲍主任不请自到，是为了一个陌生的孩子，一个16岁就患有“巨大听神经瘤合并梗阻性脑积水”的孩子，一个手术风险极大、术后面瘫 概率极高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小李。
小李今年16岁，来自山西太原，正在读高二，一米七六的个头儿， 阳光帅气，仍显稚嫩的脸庞棱角初现，言谈举止得体礼貌，属于很有教养、很招人喜欢的那种，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学习成绩也很好。
小李的听神经瘤最大直径5厘米，严重压迫脑干、小脑和四脑室，并出现梗阻性脑积水，是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近些年300例听神经瘤中年龄最小、肿瘤体积最大的病例。
追问病史得知，他的症状仅仅是近年来的左侧耳鸣和听力的稍稍下降，小李自己和父母都以为是游泳时耳朵进水所致，没有过多理会——这也不能怪没有医学背景的父母，谁又能把活蹦乱跳的孩子和颅内肿瘤联系在一起？直到11月底，小李左耳听力减退影响到听课，才引起了父母的重视，他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头部磁共振检查。
小李是独生子，他的父母都是70后，已经四十出头，虽然国家已全面放开二胎，却不可能再生育孩子。小李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 妈妈的心肝宝贝，自从小李查出患有巨大听神经瘤，全家人犹如天塌地陷，六神无主。
急切的小李父母拎着片子四处求医，省城各大医院、北京各大医院转了个遍。一圈下来，他们对孩子的病情、治疗方法及可能的预后已经基本了解。各大医院的说法差不多：肿瘤是良性的，首选手术， 但肿瘤体积很大，风险很大，肿瘤切不干净或面瘫的概率很高，要有各种思想准备。
尽管手术切除听神经瘤已经有120年的历史，尽管神经外科进入显微时代已有60年的历史，尽管肿瘤全切以及面神经功能保留已经成为全世界听神经瘤手术的共识，但具体到小李，放眼全世界该领域的优秀医生， 能同时做到这几点的可能性应该不会高于50%。这意味着肿瘤手术很有可能切不干净，或面神经损伤导致术后面瘫，或既切不干净还会面瘫，更别说还有极端的致残致死的小概率并发症了。
查房时鲍主任满脸慈爱地看了一眼孩子，小李比鲍主任的儿子略小，看见和自己孩子几乎同龄的患者，同样为人父母的医生总会不由自主地换位思考。当看到小李的磁共振片子时，鲍主任先是惊愕，随即又平静地说：“按半坐位手术准备吧，另外，给孩子预约个脑血管造影。”
“伯伯，我的手术难度大吗？手术完了我啥时候能上学？”孩子怯生生地问鲍主任。鲍主任怎么忍心告诉孩子他将可能遭遇的各种劫难呢？他拍了拍小李的肩膀，顿了顿，轻松地对他说：“没大事，你的脑袋里有个良性肿瘤，做完就没事了，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继续上学了。”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而言，将手术风险如实相告，似乎有点太残酷。
鲍遇海在手术中
一般来说，听神经瘤的血液供应不是很丰富，而小李的听神经瘤如此巨大且没有囊变坏死，高度提示肿瘤里有丰富的血管。果然，脑血管造影检查显示，颈内动脉、椎动脉、颈外动脉同时向肿瘤供血，这意味着术中出血会多，止血困难，手术难度和风险陡然增加，危险重重。
鲍主任为小李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国内神经外科很少有人用的手术体位——半坐位。也就是说，小李不是躺在手术台上，而是在手术台上半躺半坐。这个体位的好处是脑牵拉轻，出血少，肿瘤和正常神经血管的界面比较清晰，有利于全切肿瘤同时保留神经功能。
德国的Samii教授迄今为止已经做了4200例听神经瘤手术，均采用半坐位手术体位，手术效果非常好，不敢说后无来者，但最起码前无古人。不过，这个体位也有弊端，主要是术中可能发生静脉气栓，所以需要一个专门的麻醉团队来保驾护航。另一个弊端就是术者需要把双手高举过双肩来完成手术，比常规的卧位手术更辛苦。但对于小李这样的困难手术而言，采用半坐位，明显利大于弊。
经过一天的鏖战，四位医生、四位护士、三位麻醉师和两位电生理监测师通力合作，终于为小李全切肿瘤，而面神经完好无损。鲍主任举着双手在台上连续手术三个半小时，这个工作强度对他而言近年来已经很罕见了。
手术结束后，鲍主任很兴奋——尽管辛苦，但治愈了疾病，挽救了一个孩子，辛苦也非常值得。鲍主任认真地对梁建涛说：“这么大的听神经瘤，假如术中面神经损伤，孩子术后面瘫，尽管遗憾，但全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都不会责怪我，因为太难了。但我尽最大努力不留遗憾， 我内心是把他当作我的儿子来看待的。”鲍主任说这话，梁建涛打心眼儿里相信，在一起工作十多年，他太了解鲍主任了。
术后当梁建涛把情况告知小李的父母时，他们的激动和高兴可想而知。他们噙着眼泪，握着梁建涛的手，语无伦次地说：“谢谢谢谢……”
宣武医院的病房管理采用探视制，而非陪护制，所以小李的父母直到术后都没有见到鲍主任，他们向梁建涛请求，希望能见见鲍主任，当面跟鲍主任说声“谢谢”，感谢鲍主任救了孩子，救了他们一家。梁建涛非常理解，并答应了他们的真诚请求。对他们而言，这声“谢谢”满含真情，发自肺腑；对鲍主任而言，他劳苦功高，理应得到这声感谢。
三、良心的自责
鲍遇海主任类似这样过五关斩六将的手术不计其数，以至于每天凌教授问起鲍遇海手术情况时，总会得到一个“excellent”（非常好）的回答，凌教授也习以为常了。但2009年的一个手术，却使凌锋教授非常难过。
老石是位老师，59岁，他因“嗅觉丧失两年，记忆力减退三个月” 而入院，磁共振检查发现“巨大嗅沟脑膜瘤”——一种位于大脑额叶下方、 很有希望治愈的良性肿瘤。老石的肿瘤直径约5厘米，肿瘤周围有广泛而严重的脑水肿，这个水肿恰恰成为老石日后走上不归路的主要原因。
当天手术过程顺利，肿瘤被彻底切除，出血600毫升，自体回输300毫升，未输血。
术后四小时，老石思维完全清晰，回答问题切题，四肢活动正常。术后第一天早上，老石出现嗜睡，头部CT复查显示手术区有不足30毫升的小血肿，中线移位不明显。经治疗组讨论后，先行脱水治疗，如病情加重再考虑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手术。保守治疗四小时后，患者意识完全清楚，当天病情持续稳定。
术后第二天早上6 : 30，老石意识变差，呼之不应，随即右侧瞳孔散大。急诊行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尽管术后 CT 复查显示血肿清除彻底， 减压范围也很充分，但脑水肿仍有加重趋势，老石仍没有清醒。
术后第三、四天，脑水肿像脱缰的野马难以控制，颅压不断升高，超声检查显示脑血流呈震荡型频谱，说明血液已经无法进入颅内，老石陷入深度昏迷。
术后第九天，虽经二次手术和全科上下的积极抢救，老石终因弥漫性脑肿胀、脑疝晚期，不治身亡。
看着一个生命在眼前逝去，拼尽全力仍然无力回天，对生命一向高度敬畏的主刀医生鲍遇海陷入深深的挫败、自责和歉疚……
同时，原本像朋友一样的家属一反术前的亲切，找来一批肆无忌惮的职业“医闹”，高举“杀人医院、杀人医生”的标语封堵宣武医院大门， 对医院、医生肆意谩骂、诋毁，逼迫医院给个说法。内忧外患中，鲍主任遭遇了职业生涯的寒冬，他一度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对医学失去了信心，对人性也失去了信心……
家属和“医闹”的纠缠让他无心上班，也无法上班，他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有一天晚上，梁建涛去家里看望鲍主任，他的状态让梁建涛吓了一大跳：头发凌乱，胡子拉碴，面色灰暗，眼睛血红，神情黯淡而绝望，才几天光景，鲍主任就几乎没了人形。鲍主任的爱人揪心地说：“梁子，你快劝劝老鲍吧，他不吃饭不睡觉已经四天四夜了，他真的快要疯了……”
鲍主任的“颓废”除来自家属和“医闹”的外部压力外，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自责和自我折磨。“我真太自信了。我当时认为，我能顺利完成老石的手术，不存在未知的‘黑箱’。”
后来，通过查阅文献，鲍主任发现就连世界著名神经外科顶级专家做这种手术都会有5%的死亡率。这个数字是由恶性脑肿胀造成的，目前医学还没有办法解决，但事前他并不知道，这种“无知”令他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原谅自己。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的不完备性给别人造成了痛苦，这也导致了我对自我品格的否定。归根到底，是在与人互帮的过程中，我做得不好，我没有做到对知识的全面把握和对自己能力的诚实判断，这才是最痛苦的。”
一向自信的鲍主任，无法面对病人家属，无法面对手术结果，更无法面对自己。那是鲍主任一生中最大的心灵磨难。
人的自我折磨是最要命的。医生都是怀着“悬壶济世”的情怀来学医的，当病人的生命在你的手上逝去，无论怎样都会无限痛心！你恨不能时光倒流，恨不能从头再来，恨不能在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让悔恨的泪水洗刷自己的错误。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无人是不犯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认识错误和尽量避免错误。人的生命就像一个小宇宙，未知的地方太多！我们对一个知之甚少的生命做处置，犯错误的概率该有多大！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许多年之后会被认为是错的或无用的。就像100年前美国医生用放血疗法治疗感冒的华盛顿，今天看来似乎非常可笑，而在当时却是一群“御医”共同认可的方案，他们非常认真地放了一次又一次，直至放出4000毫升血液，导致华盛顿死亡。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地守护病人，如此殚精竭虑地研究治疗的策略？因为至少目前以我们的知识和技术还能缓解一些病人的痛苦、延长一些病人的生命，我们还在努力从每一个病人身上摸索、总结出更好的经验和办法去帮助更多的人。
人类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发展前进的。前提是，我们要有科学的准备，有符合伦理的设计，用心地投入探索。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悲悯之心，解众生之苦，这是医者的最高意义。他们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何等的大义啊！
每一个医生都不是神，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失误和过错。有些人可能认为，你们医生学的就是医，你们不懂谁懂？殊不知，医生们所学的医学也只是千百年来人类总结出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体会和经验，相对于极其复杂的人体，只能说是沧海一粟。千万个不同的人有千万种不同的情况，所有的治疗方法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不可能照搬于所有人。个体化的判断和诊治要靠每个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认真琢磨和总结，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
凌锋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她亲自处理的医案。
一位脊髓血管畸形的病人状告上海的某家大医院，说他们误诊导致病人瘫痪加重。上海的一家电视台和一些律师对此事非常感兴趣，进行了调查和报道。他们去找治疗脊髓血管畸形的中国权威凌锋教授时，已经对赢得官司志在必得了。
凌教授仔细了解了病人的整个诊治过程，发现医院并没有任何责任不明或态度不当，只是这种病太少见了，他们不了解，所以没有正确地诊断出来。凌教授对他们解释了医学的复杂性和未知性。她比喻道：天上的星星很多，天文学家也不能一一认全；地下的宝藏很多，考古学家也未能全部发掘。你们为什么不去告他们？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不可能都解决的。
人体跟宇宙一样复杂，所包含的秘密比地下宝藏还多，医生们怎么可能都知道呢？不知道就要吃官司，以后谁还敢当医生？更没人去研究人体和医学了，那人类还能繁衍进步吗？记者和律师都听明白了，他们取消了报道和诉讼。
其实，在医生们的心里，正因为有济世救人的大义，才可能在每次失误后有痛彻心扉的煎熬和反思，这样的“自我折磨”是医学发展的另一种动力。
老石的事件过去了很久，鲍主任才逐渐从这次事件的阴影中慢慢恢复过来。自此之后，鲍主任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更严格了。
多年以后，当梁建涛成为主刀医生，在遭遇患者手术致残时，才体会到作为主刀医生的责任和压力，体会到主刀医生在病人遭遇不幸时内心经历的旁人无法理解的迷茫和痛苦，体会到鲍主任当年的孤独和绝望。为了做到手术更安全，把防范措施在手术前做得更完备，鲍主任给手下的年轻医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没有完全了解一种病症，不能上手术台；每台手术，都要把国内外同样的病例拿出来进行比较，做好手术风险预案；要熟悉手术入路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要对手术的局部解剖了然于胸；要对手术设备、手术器械的性能了如指掌；要在手术过程中做到行云流水、干净流畅。
鲍主任说：“神经外科手术，客观的评价标准很容易做到，但多数时候，好医生要超越标准。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做到什么程度，决定在什么时间停止，这一切都不在标准的流程之内，而全在术者的内心。”
鲍主任说，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合格手术”，而是“良心手术”。
四、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不同的视角，往往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下面原汁原味地引用患者家属的一封感谢信，来探讨家属是如何看待疾病、看待手术风险、看待医护人员每天工作的，以及在 看病过程中，家属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尊敬的鲍遇海教授、梁建涛主任：
我是患者李XX之子，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母亲及我们全家向您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三病区全体医护人员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我的母亲罹患颈静脉孔区良性肿瘤住院治疗已有月余，幸得两位主任亲率医疗团队精心救治，现在已经能够下地走动了。在母亲住院期间，我有幸目睹了鲍教授会同医疗团队几度研讨治疗方案的科学严谨和决绝果敢，体会了梁主任讲解病情及治疗方案时的热情耐心和坦诚负责，感受了曾大夫及病区医护人员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和谆谆教诲，我深为我的母亲能够在异地他乡得到如此精心的救护而庆幸！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诚诠释了当代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处处都让我们从心底里感到放心！
我的母亲在长治市和平医院被检查出患有颈静脉孔区肿瘤时，瘤子已经有3厘米大了，由于所处的位置极其凶险，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认同手术治疗。
尽管症状表现还不明显，然而讳疾忌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瞒着家人把诊断结果传给了我的高中同学、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晓东，没想到他第一时间就向我推荐了他的老师鲍遇海教授。
鲍教授是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颅底组主任、国际神经外科联合会颅底专业组委员，对颈静脉孔区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极其擅长。这无疑让我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初见鲍遇海教授，是在周一上午的专家门诊。鲍教授接过片子仔细看了一遍，斩钉截铁地说：“必须手术！”短短的四个字，彻底打消了我们想寻求保守治疗方案的念头！母亲今年已经61岁，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希望她再承受手术之苦。
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疑虑，鲍教授开玩笑说：“还年轻嘛，可以手术，能切干净！”听了鲍教授的话，我多少感到一些安心，并报之以憨笑，算是答谢。
“你是儿子吧？怎么不说话？住院吧！”鲍教授一边冲我说话，一边让旁边的美女大夫帮我们开好了住院证。我一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即便是向鲍教授当面求诊，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接过住院证，我才讷讷地问了一句：“多久能住院？是您主刀吗？风险大不大？费用大概多少？”
鲍教授肯定地说：“半个月。肯定是我来做。风险嘛，30%！费用6万—7万元。你需要回去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办理转诊。”短短的问诊过程，我看得出鲍教授是一个自信果断、干脆利索，却不忘时时为他人着想的人！
接到医院的入院通知是一周以后。能这么快住进一床难求的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病房，自然少不了梁建涛主任从中安排。
梁主任是山西介休人，也是刘晓东的老师，自始至终我没少给梁主任添麻烦。记得梁主任第一次给我讲解病情时，我着实被吓了一跳！
在谈到术后可能出现的病情加重反应时，我真的担心母亲术后也会出现切开气管、插胃管及神经功能障碍等难以接受的情况，甚至一度产生了放弃手术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母亲的手术是非常困难的，术中术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无法预知。
告知家属手术风险是医者的责任和良心，然而作为家属，我们所希望的却永远是风险之外的所有美好的结果。
正当我踌躇不决的时候，收到了梁主任发来的一条短信：“首先，这个区域的手术，术后有可能需要切开气管、插胃管，大概有30%的可能；其次，你妈妈的手术肯定需要做，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换作是我的家人或朋友，我会选择手术！”寥寥数语，如醍醐灌顶，解开了我的心结。
作为病人，我们如果不相信医生、不依靠医生，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和依靠呢？于是，我果断回复：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接下来，等待手术的时间是漫长的。一系列的术前医学检查，磁共振、CT、血管造影、病灶栓塞……手术方案也几易其稿。尽管等待的时间是非常难过的，但我能理解，作为医生的你们，所付出的心血又何止这些！
我永远不会忘记，手术前一天，鲍教授带领全科医护人员放弃休息共同研讨我母亲的手术！从早上 8 点入手术间到深夜12点出来，我母亲在手术室整整待了16个小时！16个小时啊！
我难以想象鲍教授、梁主任和你们的医疗团队付出了何等的努力和艰辛！不知何故，在等候手术的过程中，我没有丝毫担心，反而异常平静，或许这都源于你们术前的充分准备和对你们精湛技艺的高度信任吧。
鲍教授是晚上7点半走出手术室的：“危险的地方都取干净了，梁主任在切除剩余的部分。”看着鲍教授下楼梯时疲惫的身影，感激的我竟无从开口！
晚上10点多，梁主任下手术：“瘤子都切干净了，曾大夫他们在关颅，大概还要1个多小时。今晚在 ICU，不出血就没问题，再等一下吧。”梁主任是穿着工作服走下楼的，我想去送，梁主任没让。
凌晨0点4分，我母亲从手术室出来转入ICU病房，直到都安顿好以后，曾大夫才离开。我感觉得到，他真的太累了！我母亲转入普通病房是手术后的第二天下午。进入普通病房后，所有的监护仪器竟然统统没有再用。她看上去精神尚好，手术出乎意料的成功！
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我母亲的恢复情况一天好过一天。鲍教授、梁主任也特别关照，每天都会到病房来查看。
由于医院规定了家属探视时间，我能见到你们的机会并不多，然而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尽管你们听她用方言交流非常困难，但是你们的脸上从不缺少让人舒心的微笑！有一次，鲍教授还不知从哪里找了一块蛋糕给她，让她填了填由于我的疏忽而挨饿的肚子……
还有几天就要出院了，真的想写一些感激的话，但生来的笨拙让我不知从何写起。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愿鲍教授、梁主任和神经外科三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谢谢你们！
在此，特别感谢鲍教授专家门诊的腼腆美女小赵大夫、护士站的知性美女韩蕴芳护士、病区门禁的胖大姐、护工杨师傅和护士站那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白衣天使，谢谢你们！
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到山西长治游玩，记得一定知会我，给我一个略尽地主之谊的机会。谢谢你们！
患者家属：王X 2018年1月16日
古今中外，在病魔面前，医学从来就是渺小的，医生更是渺小的。 尽管我们都希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都希望医生能轻而易举地降服病魔，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恰恰相反。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位患者一波三折的诊治经历，也许恰好能说明疾病的复杂性和医学的不确定性，也能体现医护人员在病魔面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和为患者安全而“全力以赴，尽善尽美”的努力。
患者的疾病是颈静脉孔区肿瘤，而且肿瘤同时波及颅内、颅外和颈部，属于该区域肿瘤最复杂的类型。
颈静脉孔区位于颅颈交界处，位置很深，神经血管密布，是颈内动脉、椎动脉、颈内静脉等出颅、入颅的“交通要道”。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若血管损伤，则生死攸关。除大血管外，此区还密布着负责发音、吞咽、头部转动的舌咽、迷走神经和副神经以及负责面部表情的面神经。若神经损伤，就会吞咽困难、咳嗽无力。为防止食物误入气管，引发肺部感染，就可能需要插入胃管、切开气管。 因此，颈静脉孔区是神经外科手术的又一雷区。
入院前，疾病诊断首先考虑的是比较常见的神经鞘瘤，这是一种供血不丰富、界限比较清晰的肿瘤，相比该区域的其他肿瘤，是医生最愿意处理的一种肿瘤类型。但入院后脑血管造影显示，肿瘤血供非常丰富，瘤内血管张牙舞爪，肿瘤俨然成了个大血球，疾病诊断变成了颈静脉球瘤。这是一种更为罕见（人群发病率仅为一百三十万分之一）但其侵袭性的生长方式又酷似恶性肿瘤的良性肿瘤。
所谓侵袭性生长，就是肿瘤生长所向披靡，遇到骨头破坏骨头，遇到血管破坏血管，遇到神经压迫神经，根本不存在清晰的边界。这使得原本就困难、复杂的手术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复杂，手术风险陡增。
患者家属所言的“几度研讨治疗方案”、“手术方案也几易其稿”正是面对疾病诊断发生变化而做出的应对策略。此时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亚专业齐全、技术全面、各专业组精诚团结的优势派上了用场，血管病专业组的胡鹏副主任医师、洪韬副主任医师为患者做了非常精确的肿瘤栓塞，将张牙舞爪的供血血管逐个堵住，为手术扫清了障碍。
颈静脉球瘤属于罕见疾病，年轻医生、护士知之甚少。为了系统掌握这种疾病，同时保障患者安全，鲍遇海主任不仅要求手术小组全面学习，还组织颅底组全组医生、护士讨论汇报。
2018年1月7日，手术前一天，正好是个星期日。鲍主任虽然对此部位的解剖已烂熟于心，但神经外科是一个作战团队，任何人任何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不允许这种疏漏发生在病人身上。所以上午10:30，他就带领大家到颅底解剖实验室，把自己的手术方案在尸头标本上全程模拟了一遍，从切口大小、肌肉分层处理、骨质磨除范围到颈静脉孔和颈部血管神经的显露，等等。
这不仅让所有的助手了解了手术意图，同时也做了很好的教学示范。鲍主任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总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平日里，只要有几瓶啤酒“伺候着”，他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五六个小时。学生们特别喜欢听鲍主任讲课，不管什么时候，周末或假日，只要是鲍主任开讲，就有人早早占好座位，买好啤酒恭候着了。
当天下午2点开始，由梁建涛代表手术组向颅底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包括进修医生、研究生）全面复习了颈静脉球瘤的自然病程、症状体征、影像学特点、肿瘤分型、手术要点、术后管理等。
颈静脉球瘤是神经外科和耳鼻喉科共同管理的疾病，因此主要参考书目包括世界著名耳鼻喉科大师——瑞士的 Ugo Fisch、意大利的 Mario Sanna 以及世界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德国的Madjid Samii 关于颈静脉球瘤的著作，还有美国的Al-Mefty和日本的Fukushima对颈静脉球瘤的论述——遇到不熟悉的疾病， 鲍遇海教授要求大家一定系统阅读经典的英文原著和最新的英文文献，
鲍遇海在讲课
这是颅底组不成文的规定。然后，大家又一起仔细研判了患者的CT、磁共振及脑血管造影，对第二天的手术做了详细的预案。学习、讨论一直到下午6点，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后，又回到解剖实验室，由助手们继续模拟第二天的手术细节，并不断提出问题请鲍主任解答。就着这个手术，所有的助手和学生都上了一堂精彩的理论联系实战的课。这堂课一直上到晚上10:30，大家都意犹未尽！
手术模拟结束，梁建涛刚刚回到家里，就接到鲍主任打来的电话，说他刚刚找到美国Rhoton教授团队关于颈静脉球瘤的一个手术录像，要求梁建涛晚上必须观摩、学习、理解。此时已是晚上10:52，梁建涛非常了解鲍主任对技术细节和病人安全近乎苛刻的要求，于是打车返回医院，复制了录像资料，回家把这个时长29分27秒的手术录像仔细观摩了两遍。
上述感谢信中所言“手术的前一天，鲍教授带领全科医护人员放弃休息共同研讨我母亲的手术”，家属可能只是看见大周末的一群医生、护士在实验室内讨论他母亲的病情，但对于医护人员就这例手术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学习、手术模拟、录像观摩等细节却无从知道。
高超的医生是怎么炼成的？有人说，外科医生是踏着病人的尸体走过来的。鲍主任特别反对这样的说法。
尽管“失败乃成功之母”，手术经验是身经百战积累而成的，但谁愿意做经验的垫脚石？谁不愿意让高手执刀、一举成功？那年轻医生又怎样培养？医学事业该怎样既减少对病人的伤害又能高速前进？
鲍主任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力图利用各种机会，从术前的查阅文献、实验室模拟、案例分析到术中讲解、手把手带教等，来教育和训练年轻医生，甚至半夜的急诊也随叫随到，从摆体位到手术的每一步骤都悉心指导。所以别看他不满意时也会大发脾气， 但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
做手术好比行军打仗，有了前期的理论学习、实战模拟，到了手术台上，一切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因为所有的手术细节都在他们的预判之中，手术尽管漫长，却会非常顺利。大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也适用于外科手术。
术后，患者意识清醒，四肢活动正常，发音、吞咽、咳嗽、排痰功能和术前没有多大差别。为了安全，也为了患者能够避免留置胃管、切开气管的痛苦，医生、护士需要严密观察、精确评估患者的上述功能，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家属所言：“鲍教授还不知从哪里找了一块蛋糕给她，让她填了填由于我的疏忽而挨饿的肚子……”其实鲍主任是在通过让患者吃蛋糕来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以决定是否需要留置胃管。
而家属这一天真烂漫的解读，在医患关系不甚融洽的今天，是对医生最美丽的误解。
鲍遇海在实验室
五、可性命相托的医者
病人家属经历了手术选择的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经历了治疗过程的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经历了一路走来的痛苦煎熬、漫长等待，从一知半解到性命相托，这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医患之间知识的绝对不对称，是造成这种煎熬的主要原因。病人除了相信医生，别无他法。但病人怎样才能相信医生以至于能以性命相托呢？
资深记者凌志军曾写过一本《重生手记》，记录了他五年来四处求医、 战胜疾病的历程，其中有许多医生与他的谈话。
作为一名记者，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超强，文笔又好，点滴感受都可折射出深刻的道理。其中有许多体会是医生从自身的角度很难感受到的，凌锋教授认为这对科里医生们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就特别请凌志军和他的爱人赵晓东一起来到神经外科做了一次人文沙龙，座谈“做一名值得托付生命的医者”，让大家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
凌志军从病人的角度认为，让人真正信服的医生往往同时拥有以下九个特点：
不自吹自擂。
不贬低同行。
不仅关注仪器检查结果，而且关注病人。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不降低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
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
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不模棱两可。
言之有据。
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判断。
“做一名值得托付生命的医者”的沙龙海报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们把好医生的标准进一步细化：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炫耀自己的既往功绩，不会“店大欺客”，而是设身处地为病人分析病情。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只跟病人罗列所有的风险，而不去分析风险比例。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只为了免责而去交代风险，而是客观分析风险的可能，并做好各种风险的预防措施。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只用生硬的态度和生涩的语言去解释病情，让病人摸不着头脑，而是会用通俗的比喻让病人听明白，理解清楚。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只简单地用文献数字和工作规范去处理问题， 而是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做“私人定制”，既有规范路径，又有个体化医疗。
一个好的医生，不仅要关心病人的生理和病理，还要关心病人的心理状况。不是让病人就诊后心事重重，惊慌失措，而是让他们心里踏实，能正确对待病情。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只是看片子和化验，而是“看病更看人”，重视病人的所有主诉和体格检查的所有发现。
一个好的医生，不是只从自我的感觉来向病人交代病情，而是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入情入理地帮助病人正确看待自己的疾病。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只以自己会什么治疗方法而向病人推荐什么，而是什么治疗方法最适合病人才推荐什么，哪怕是推荐去别的医院或找别的医生。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光说不练，而是有扎实的技术功底，对技术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做手术，而是经常剖析自己，反思手术过程，总结经验教训，触类旁通，见微知著。
一个好的医生，不仅知道自己的专业，同时还了解其他相关专业，是一个会开刀的神经内科医生，懂耳鼻喉科的颅底神经外科医生，懂影像的神经科医生……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只有真正尊重病人、尊重生命的医生，才是病人可以以性命相托的人！
说来有人可能不信，其实作为医生，最大的奖赏不是锦旗，不是感谢信，不是任何物化的东西，而是一个又一个病人的痊愈，是患者和家属发自内心的微笑。医护人员术前默默付出的种种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这一点，这大概也是其他行业永远无法体会的职业成就感。
本文来源：《用心》
本文作者：鲍遇海
责任编辑：李兴鹏